熊偉在2005年底成為一個專業的民間立法參與者
 

 
熊偉的房間被十幾個書架占據著,觸目皆是書。他也以讀書人自居,“除了讀書,就是上網。”這是他生活的日常狀態。每年的全國“兩會”前后,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時光。他要不斷在網上與民意碰撞,思考,并將它們形成具體的建言,呈交給全國人大代表,在獲得他們的支持后,轉化為議案與建議,完成一次民意與立法者的對接。

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熊偉在2005年底創辦了這個民間機構,成為一個專業的民間立法參與者。在此之前,他以媒體人身份踐行這項事業已有7年之久。

熱電工人“不敢忘憂國”

熊偉身上帶有強烈的平民氣質,圓頭圓臉的他看上去有些憨直,微曲的頭發未經打理,他不太修飾自己的邊幅。1990年,他畢業于湖北荊門職業大學政治歷史專業,成為荊門市熱電廠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并不“安分守己”。

很多年以后,向記者回溯起自己似乎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他仍不知該做如何解釋。“很多人問我,我也不知是為何,大概就是一個樸素的想法:推動國家進步,每個人都會受益。”

1996年，這位內地小城的熱電工人,開始寫建議書。這份洋洋萬言的建議書,提了包括“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印煙酒專用發票以控制公款消費”、“發行教育國債”、“三峽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動襲擊”等二十多項建議。他先后郵寄了數次,內容略有修訂。

萬言書的標題,是“位卑不敢忘憂國”。這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相當執著,他又再寫一信說:如果不回信,我去法院起訴你。

熊偉沒有起訴,因為他很快收到國家信訪局的回信,上面說:依據歸口責任原則,這些建議都轉交給了有關部門。

兩年后,熊偉接觸到了湖北省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員,他表達出對熊偉的好感,并建議可通過全國人大代表轉交建言。通過這位朋友,熊偉認識了湖北籍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梁建國。這是熊偉第一次接觸全國人大代表,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言整理給了梁建國。

梁建國之外,熊偉又找了幾位湖北籍全國人大代表,他也嘗試著搜尋外省代表。“那時找代表極其麻煩。沒有電腦,誰是全國人大代表也不知道,只有一個名字,連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熊偉說,他去圖書館翻看兩會期間的報紙,將報道中出現的代表工作單位記下。除此之外的另一個途徑是,從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里,找尋全國人大代表。然后,再通過114查詢代表的工作單位地址,郵寄自己撰寫的建議書。

他記得,自己從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中找到7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一一寫信,但只收到兩封回信,告訴他已把材料轉給全國人大,其中一個還留了電話。這令熊偉相當振奮。

1999年,他決定自費隨全國人大湖北代表團坐火車進京,讓自己的思考給更多代表知曉。

從分不清“議案”、“建議”開始

湖北代表團住在北京城的湖北大廈內,熊偉找了附近一個地下室安置了自己。他的任務是,把自己的建議打印成冊,交給盡可能多的代表,轉化為全國人大議事堂內的文本。

“我那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議案’、‘建議’。剛開始,我把20多個建議混在一起,寫了厚厚一本,給了一個全國人大代表。那位代表說:能否選幾個遞交。我說:最好是全部。我不知道,‘建議’的規范是一事一議。”熊偉說。

1999年，熊偉見了不少湖北代表,還有七八個外省籍代表。他選擇代表的標準是,他們來自基層,非官員。這些代表給熊偉留下深刻印象,因為較此后幾屆代表,他們更好打交道。

1999年于熊偉而言是重要一年。他第一次在皇城根兒感受兩會的氛圍,這一年,愛讀書、愛思考、愛寫作的他也成了《湖北經濟報》的一名采編人員,編輯“讀書”與“文摘”版面。

他每一年的全國兩會,仍然準時出現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漸漸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媒體和代表資源。這樣兩地奔波的行程,在2002年終結,彼時他加盟北京《中國改革》農村版,開始有更多機會深入農村調研。

熊偉與人大代表的合作,不僅局限在“兩會”期間,也不只體現在政策與立法建言。他有時會與代表一起,進行個案監督,2002年,他們曾一同去浙江調查村委會選舉涉嫌舞弊事件,并把一個被關押的村民“解救”了出來。有時在“兩會”期間,他也與代表合作,就個案監督提“建議”。

人大代表個案監督,在中國仍存爭議。熊偉也坦承,現在全國“兩會”已經基本不再允許個案監督了。

“如果全國有500個我這樣的人”

與人大代表的合作并不總是一帆風順。也有難堪的時候,譬如有一次,他接連給一位相識的湖北籍全國人大代表下榻的賓館打電話,另外一個代表接過電話,斥責他總打電話影響代表休息。

“要平常心,不要怕碰釘子,找100個代表,有10個聯系上就夠了。”熊偉說,“也有利用我的人大代表,福建一位代表收到我的建言,說很好,還讓我做了進一步的修改。但來京后卻不愿見我。有的代表專門打電話讓我幫他寫,見面后對我說:不要在外面說。”

其實熊偉非常低調,并不對外宣揚哪些代表與自己進行了合作,除非這個代表已非現任。他有時表現得似乎過分謹慎,總擔心自己撰寫的建言,一旦曝光,就會在人民大會堂內受阻。

2007年的時候,熊偉花了很長時間,搜集到十屆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來所提的5000多件議案的名目,自行做了統計,并對代表履職情況做了排名。他得出的結論是:有約2000名人大代表5年間未曾領銜提出過一件議案。而前20名人大代表領銜議案的數量,占總數的70%以上。

去年全國兩會之前,熊偉給六七十個基層全國人大代表群發了短信,大意是:十屆人大有2000人沒領銜提過一件議案,希望今年你們能提議案,可以和當地人大及政府法制辦聯系,他們或許可以協助你們。

“有人表示感謝。有人不理解。后來我碰到一位王姓代表,他說:你憑什么要把不提議案的代表公布出去?知不知道這是我們人大代表的隱私?”熊偉說,還有一位人大代表,希望他能幫忙“提供個議案”,在熊偉提供之后,又嫌過于尖銳,但后來她很不高興地對熊偉說:聽說你要公布不提議案的代表名單,是不是?兩人的合作遂告終止。

這些小插曲并不影響熊偉的熱情。總有一種被吸納的感覺激勵著他前行。“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我與人大代表合作的兩個意見被正式列為‘議案’,一個是關于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規定,一個是修改審計法。”在2001年,一個代表團一年也只有幾十個議案,一個人大代表給他打來電話,很興奮地告訴這一消息:“很了不起,有很多代表好多年都沒有列入正式議案,你一年列入兩個。”

更大的動作在2004年,他找到11個省的全國人大代表,分別提出關于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的議案。議案需30名代表以上聯署,他共獲得400多代表的簽名支持。“這是全國人大就同一主題議案提出人數最多的個案。”

熊偉沉浸在推動社會進步的想象中,他為此踐行,從未有過動搖。2005年,他退出媒體圈,創辦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所。不過,資金始終是困擾他的一個難題。“我付出更多吧,投入了很多錢。我和人大代表合作,他們不會提供資金支持,我需要尋找另外的途徑。”熊偉說,他現在沒有基金會支持,現在的收入主要靠參與北京大學一個土地研究課題組、在媒體發表文章的稿費和朋友資助,但金額都很少。

雖然也對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但他并不認為自己這種行為不具備可復制性。“如果全國有500個我這樣的人,結果會怎樣?”他常常這樣說,目光堅毅果敢。

這個社會不需要你出人頭地，不需要你承擔風險，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現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惡不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些人覺得生活就是柴米油鹽，我說一句不客氣話，這是豬的理想。如果每個人只想著柴米油鹽，這個社會就完了。溫家寶總理說人需要仰望星空，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

對我來說，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動公民參與立法。人人都像我這樣思考，顯然是不現實的。這個社會不需要你出人頭地，不需要你承擔風險，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現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惡不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位卑未敢忘憂國

我覺得真正影響我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而是閱讀。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他們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樣，就是過著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不像我，整天為國家的發展想很多事情。

我從小就愛看書，在閱讀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世界。有四本書對我影響特別大：一本是《集郵和我的生活道路》，一個外交官寫的，講述他外交官經歷中了解的各國風俗人情和郵票掌故；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傳記，一本介紹上世紀80年代一個企業家改革的故事，一本介紹克萊斯勒創始人的創業故事，還有就是徐悲鴻妻子寫的《徐悲鴻的一生》。這三本書講的都是如何創新、如何不斷努力、如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最終成就一番大事業，給我影響很大。

高中開始，我就想干一番事業。當時，我特別想掙很多錢，就能干很多事情，比如搞一個行走全國的汽車隊。大學畢業后，我在家鄉的熱電廠做工人，發著高燒還給工廠提合理化建議，一手打吊針，一手寫字。但廠領導沒有什么反應。

1996年，我給一位中央領導寫了一封建議書，題目是“位卑未敢忘憂國”，提出如何打擊拐賣兒童婦女的犯罪行為、三峽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襲擊、中紀委應該在全國設辦事處等二十多條建議，有一萬多字。我連續投遞了四次，都沒有回復。后來我寄了一封信給這位領導，表示再沒有回應的話，就起訴他。我認為給中央領導寫信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管他們是否采納我的建議，收到信都應該給予回復。后來我收到一封掛號信，說我的建議書已經轉給相關部門。我當時的確有點幼稚，如果我知道每天有這么多人給中央領導寫信，就能理解他們無暇給我答復。

我在熱電廠的時候，自費訂了20多種全國的法制類報刊。我對法律感興趣，但并不想把法律作為職業方向，以此掙錢，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動國家進步的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建議能夠被政府采納。我朋友說過，全國13億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個事情。確實，有些事情除了我，是沒有人做的。

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當年，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熱電廠做工人，原因很簡單，熱電廠的效益非常好。直到現在熱電廠還是一家效益不錯的企業。如果我沒離開，應該和同事們一樣，每天忙忙碌碌，娶妻生子，平淡地過一輩子——那就是另一個熊偉的人生了。

我肯定愿意選擇做現在的熊偉。因為現在的我可以推動國家的立法，可以提出很多推動社會進步的設想，這是一個光榮的事情。我現在活得更加充實，更加有價值。我當然不是為了名利，如果為了名利，我早就去做生意了，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我從熱電廠辭職，到武漢做媒體，工作之余，想到了與人大代表聯系，通過他們轉達我對法制建設的一些建議。我買了一本書，《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委員名錄》，按照書上公布的資料，一個個給他們寫信。六十多個人大代表，只有兩個給我回復。有一些媒體的朋友質疑我做無用功，我舉了很多的例子回應他們，事情是一步步來的，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時間去推，那么一切就從現在開始計時。他們的質疑從來沒有讓我懷疑自己的能力，我只是有時會懷疑自己在做的東西是否有價值。

1999年開始，每年開“兩會”我都會去北京，把我的有關立法的建議書遞給一些代表。我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還找別的省份的代表。有代表覺得我這個人很熱心，提的建議有可行性，就幫我介紹其他代表。我一個個給他們打電話，慢慢地，和我合作提出議案的代表越來越多，本屆起碼有上百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幫人民說話的。

我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比如說跟哪個代表聯系、有哪些提案，輕易不說。我有很多秘密，不會和任何人說。畢竟，推進立法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事情。

生存問題我絕對不會擔心

我經濟上最困難的時候是2002年，當時才到北京，要花錢的地方很多，我自己卻沒有收入。經濟窘迫的時候，父母、朋友都會支持我。朋友們每次給我幾千元的支持，說不用還了。我肯定不好意思，以后有錢了，肯定要還給他們的。

我一直不在乎錢。才來北京時，《中國改革》（農村版）的領導問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說只要你們真心為農民做事，我就愿意加入，錢多錢少不重要。我喜歡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的感覺。記得有次做版搞了一個通宵，根本不覺得累，早上結束工作走出辦公室，陽光很好，明亮地照在臉上。我想起了一句話：陽光打在你的臉上，照在我的心中。我當時和朋友說，我的下半輩子是要交給農民的。

生存問題，我絕對不會擔心，我個人所需的生活費用是很低的。一個月生活費不到1000元，房租2000元左右，其他沒有什么開銷。我不會在北京買房子，只會租房住，但我對抑制大城市房價上漲有一系列看法。唯一讓我想多掙點錢的動力，就是我想讓父母生活得更加幸福。我想我可以去做一點文化的事情來掙錢，比如編書或者寫作。

我至今單身，是沒碰到合適的人吧，或者正好對誰有感覺的時候，我的事情太多了顧不過來。有時在外面跑一圈，回來就怎么都不想動了。和事業比起來，個人問題總是可以放一放的。養老問題？我不擔心，我身體還行，不抽煙不喝酒，生活有規律又不打麻將。圖什么？最在乎的肯定是國家的進步。我現在成立了一個NGO，可以申請經費。2006年開始，我基本上在做NGO的課題，世界銀行給了4萬多元，其他組織給了8萬多元，差不多就這些。以后每年申請一個課題，有10萬元，這一年經費就夠了。

男人之間，確實會比較，比誰的事業更成功，而不是把錢財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我覺得公民參與立法能夠成為社會的共識，這就是我的成功之處，因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參與立法。如果能做到以憲治國，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一個法制國家，這是我最大的理想。到時候，我肯定不想當官，我要退休，可以和朋友們去風景優美的山區隱居，或者去大學當老師。我相信到時候，大學招募老師會量才而用的。

采訪手記

在熊偉的描述中，他一天的生活，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與國家命題有關，他永遠在看書、思考，然后奮筆疾書，先天下之憂而憂。

據媒體報道，熊偉住在圓明園附近的紅磚平房里，一個菜吃一整天。他到屋外上公共廁所，在公共澡堂洗澡，生活拮據，不時需要朋友接濟，可是他卻有著豐富的藏書、豐富的夢想和豐富的心靈世界。

現代社會，人們抱怨物質生活壓力把夢想的空間逼仄到無限小的地界里，而熊偉給我們展示了另一種極端的生活可能。這個務實到極致的社會，是需要一些熊偉的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