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
發布時間：2013-09-26 新聞來源：一覽鋼構英才網
被稱為“建筑界的奧林匹克”的國際建筑師大會，在國際建筑師協會成立半個世紀來，從未在亞洲和澳洲舉辦過。
19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國際建協第19屆代表大會上，中國以壓倒多數的票贏得了1999年6月第20界“世界建筑師大會”的舉辦權，屆時將有八千多名各國建筑師云集北京。
14年不息的爭辦終于有了回報，中國建筑界為此歡欣鼓舞。
中國建筑師給大會的最大禮物之一是，6月18日至28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當代建筑藝術展”――幾十位中國建筑權威在三四個月的時間里，把中國50年來蓋的房子扒拉來扒拉去，挑出最好的以供展示。
并不都是高興的事，因為七八千個懂行的外國人來中國，中國不好的建筑一下來了個大暴露，中國人臉上無光啊！
天津大學建筑系教授彭一剛來京表達心緒：“建筑師大會在中國舉行，我又喜又憂，心情矛盾，外國建筑師要到北京轉一轉，中國古代建筑沒有任何人有異議，而我們現在有些東西確實拿不出手。我自己作為一個建筑師也感到有點慚愧、內疚……這次希望他們坐飛機來，從機場把他們直接拉到賓館里，千萬不要坐火車來，西客站周圍的房子非常凌亂、不協調。”
實際上中國建筑問題早被世人關注，兩年前一位外國的環境專家發問：
中國在大興土木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但在質量方面就難說了。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怎么我們看到的全是土地開發商，難道中國城市建筑規劃是由房地產商人管理嗎？
專家們感嘆：工程質量是建設部今天抓的一個主題，但沒有把藝術質量放到一個重要的地位，21世紀，中國現代建筑往哪里去？
建筑藝術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差不多是天方夜譚，大多數人所說的就是蓋房子，西方人在這一點上又占了先，建設部科技司司長、重慶建筑大學教授李先逵說：
“英文‘建筑’Architecture源于希臘文Archi和tekt，tekt意為技藝，Archi則是最重要的和第一位的意思。在西方幾乎所有的藝術史著作都將建筑列為首位。而在中文里，建筑既表示建筑藝術，也可表示房子本身，還表示建筑施工，很含混，一直沒有一個詞能像英文Architecture一樣來表示建筑藝術。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寫道：人類沒有任何一種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藝術寫在石頭上。
“羅丹在評述巴黎圣母院時說：整個我們的法國就凝聚在這座大教堂里，正像整個希臘凝聚在帕提儂神廟中一樣。
“《西洋藝術史》中也這么認為：當我們想起過去的偉大文明時，我們有一種習慣，就是應用看得見、有紀念性的建筑作為每個文明獨特的象征。”
其實，建筑是除了活生生的人以外，表現我們生活的質量，表現一個民族風貌的最重要的東西。
吳冠中這位大畫家也把建筑的地位遠遠排在繪畫前面：“當我們想到北京、蘇州、馬德里、羅馬時，腦子里首先冒出來的形象就是建筑，一個城鎮的面貌基本是建筑。自然面貌，從非洲到亞洲，山水湖泊差異不是很大，現在建筑的問題非常迫切，等不及你，中國大地上那么多建筑現在要起來，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藝術。其他可以慢一點，畫壞了一幅畫可以毀掉，房子搞壞了，要在那兒幾十年，幾百年。你可以喜歡它，你可以恨它，但是你逃避不了它。”
中國當代建筑50年，有很多經驗教訓。建筑藝術研究所所長蕭默總結道：
“50年代初期的建筑，以民族形式為主導，主張將宮殿、廟字等傳統建筑樣式賦予新建筑。如北京友誼賓館、北京三里河四部一會辦公樓等，都有一個琉璃瓦的大屋頂。
“由于‘民族形式’的昂貴，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并加以糾正。一時間，節約成了一切，放棄了對建筑藝術和文化品格的追求，許多作品比較平庸。只因為慶祝國慶十周年，才出現一些追求建筑藝術的建筑。如十大建筑。
“到了‘文化大革命’，各地興建‘萬歲館’，使用象征主義的政治圖案如紅旗、火炬、向日葵等，‘萬歲館’平面是一個‘忠’字。比如某市建設一火車站的火炬時很費了思量：火苗向西不行，投靠西方資產階級；向東燒更不行，只得向上。
“改革開放以來，可稱之為多元建筑論時期，各種主義層出不窮，如古風主義、新古典主義，新民族主義等。但也泥沙俱下，藝術上平庸甚至低劣的建筑也還是不少。”
對這些拙劣建筑，吳冠中憤憤表示，他要班門弄斧，砍下一斧頭：“像北京西客站的門樓，很糟糕。我體會我們中國古代的建筑都是伏在土上，有一種敦厚的、趴著的感覺，就是塔高一點，看上去也像一棵長在泥土里的筍。但是西客站在那個高高的西式頂上，趴了一個中國建筑，我覺得特別別扭，讓我感覺像是從屁股底下看它的內部，很不舒服。”
在最近召開的“中國當代建筑藝術討論會”上，建筑專家們七嘴八舌，對以小亭子大屋頂為特征的仿古建筑表示了批評，對一窩蜂涌現的、西方和香港傳來的尖頂綠帽子樓也認為應該節制建造，而對那種許多部委比較熱衷的“大圓肚子”建筑，一些專家認為在視覺上實在不好看，那種臃腫、好大喜功的樣子不應是我們政府部門的形象標志。
“城市不像城市，鄉村不像鄉村，全國城鎮都一個樣子。北京某地就像河北某縣，而鄉村卻拙劣仿造大賓館，到處是鋼筋水泥，沒有一點鄉村味道。云南麗江竟蓋了幾個像希爾頓那樣的星級賓館。”
“一座建筑搞出來后，常常被一大堆廣告緊緊箍住，改變了面目，這是丟人的事，在建筑藝術被破壞的問題上，建筑師應該有版權。”
“全國城鎮到處都是那種白瓷墻藍玻璃的建筑（著名青年建筑師張永和喻之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建筑，外國人稱為廁所瓷磚貼錯了弄到外墻），不知道為什么國人對這種滑溜溜冷冰冰的東西那么情有獨鐘。可能以為這就是有派，這就是豪華。”
“鄰近的日本、韓國、俄羅斯都對樹木喜愛得不得了，而我們愛砍樹蓋房子，不考慮人的心理、不考慮人的健康。”
吳良鏞院士說：“現在政府大力抓大氣污染問題，這是重要的，但建筑的‘污染’也很重要。前一陣子我到劍橋，人家研究小氣候，城市的肌理，房子怎么排對氣候有什么影響，如何加強空氣對流……美國建筑學會會長講，‘現在不是光講哪一棟房子，你覺得一棟房子好，但你欣賞不了那一棟房子，停了車，走過停車場，到了房子前，看不見就進去了。’沒有好的城市，有房子有什么用？我看北京快了。如果再蓋10個東方廣場。”
中國建筑大師張開濟1999年4月與吳良鏞、貝聿銘等一起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呼吁北京不要大拆大蓋了，寫字樓、大賓館先不要蓋了，否則，古老的有價值的建筑還沒想好怎么辦就一片片消失，利益是暫時的，而遺憾是永遠的！他說：
“我走過世界上所有古都。只有巴黎能與北京相比，連倫敦和華盛頓都差一點，雖然它們很美，但氣勢和歷史感都差一點。”
建筑能與人對話，建筑能影響人的性情，如果想有一群文明的居民，就要先有一片文明的建筑。
建筑之于民眾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它既為人們遮風避雨、提供住所，又在隱密地撥弄人的性情和心靈。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它有強烈的暗示作用，對社會心理的作用非常大，如果品位不高。公眾的品位不能不受影響。一個不好的建筑的危害是綿延不盡的。
西方人研究，環境與犯罪率有根大關系，環境優美的住宅區的居民，一般性情溫和：而骯臟的環境、丑陋的房屋里的居民，犯罪率普遍較高（這當然是教育、出身諸因素共同導致）。
中國的情況也說明類似道理：以前的廈門鼓浪嶼和哈爾濱，因受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美古典建筑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人民有一種追崇藝術、追崇文明的習俗。鼓浪嶼是全國鋼琴擁有最密的“鋼琴島”，而哈爾濱是全國聞名的“音樂城”。
上海、大連、青島、煙臺、威海等城市也有類似情況，那里的居民都為他們非常講究的、古典風格的城市建筑遺產而自豪，人民沉浸其中，風貌確實有別于其他城市。
建筑是可以讓人感動的，著名建筑師顧孟潮回憶他上中學的時候，八中的校門給了他很深的印象。每次走到胡同口，就能看見郭沫若先生題的“北京八中”四個字，兩邊內斜的校門像伸出的手，請人進去，非常親切。從那時起他就覺得建筑是可以與人對話的，后來他學建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吳良鏞說：“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對它的整治與改造應順應原有的城市肌理，創造適應今日的生活環境，千萬不可粗暴地大拆大改，否則城市失去了史跡。猶如人失去了記憶，淪為喪失歷史遺跡的‘歷史文化’名城，居民的心理不能不受到影響。”
為什么我們成百上千個城鎮看著那么枯燥，為什么富起來的國人的建筑品位還是不高？
評論家葉廷芳從傳統中找根源：“我們是先天不足，很遺憾，中國的建筑師不被統治階級看重。外國古代統治者在關心政治時還關心藝術，而中國古代統治者只關心統治。盧浮宮收藏了一千萬件藝術品，彼得大帝收藏了幾千萬件藝術品，德國一個幾百萬冊的圖書館是當時一個公爵的收藏。這種不同也限制了我們建筑師的眼光。我們的國土與歐洲差不多，但他們古希臘、羅馬、哥特式、巴洛克……傳統之下又出現了反傳統，十幾種風格更新換代，琳瑯滿目，而我們比他們差遠了，我們受的束縛太多了！”
天津大學彭一剛教授則認為，我們中國建筑師是有才華的，主要是客觀條件限制了他們：“20年代，別人的新建筑運動已經蓬勃發展了，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我們則是軍閥混戰。到了30年代是日本人侵。完了又是解放戰爭。解放以后，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而且每次建筑系都是首當其沖，成了資產階級大本營。”
整個民族文化素質和審美情趣也制約了建筑水平。貝聿銘先生做的香山飯店“是一個很高雅的東西”，既有傳統，又很現代。但當時從當官的到百姓都說里面用了黑白兩種顏色，像是靈堂。在這種前提下，要建筑師拿出一個世界一流的作品來幾乎是不可能。
另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多年來對國民素質教育特別是藝術能力的教育重視不夠。在西方不需要著重指出，建筑藝術就是很重要的藝術門類，而我們直到現在，在公眾里頭，這個詞也沒有運用。我們原來的教育方針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把美育包括在德育里，實際上兩者是互相聯系但又不同，美育絕不能少。我們現在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的審美錯亂，是和我們對于美育的誤導有關的。
中國自古只有工匠和百工，沒有建筑師，即使現在，國人的概念中，建筑師仍是可有可無的一個什么職業。
一座建筑落成，剪彩的大部是官員，建筑師卻被遺忘腦后。
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學術界發出這樣的呼吁。
張開濟說：“建筑是古已有之，但建筑師這一概念是本世紀初從國外帶來的，最初是指上海蓋洋樓的外國人，叫‘打樣鬼’。我們古代雖創造出了許多好作品。但誰也不知建筑設計者是誰。歷史上只把他們當成工匠和百工，形同官奴。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建筑師的地位。”
他開玩笑說他很愿意到外國，一到外國地位就提高了。有一次他走進巴黎歌劇院，突然看到它的設計者戈涅的雕像立在大廳，他感嘆不已，給建筑師雕像，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在世界其他國家做建筑師確實別有一番風味：
前蘇聯列寧文化金獎每年頒發三枚。其中一枚規定必發給建筑師。
美國總統里根在1986年美國國慶為貝聿銘授勛。
兩年前，法國兩位青年建筑家向國際法庭起訴法國政府的一個破壞環境藝術的工程，獲勝，法國政府取消這個工程。
……
現在中國即使存在建筑師，也時常是被扭曲的，處處要受到商人、領導和文化素質較低的“甲方”的干預。為此，中國建筑師憤憤不平。
吳良鏞說：“現在公司在干預操縱政府行為。經濟上‘無形的手’對我是太有形了，它常常使建筑師不能不改變設計思想。”
李先逵說：“建筑師的勞動常常不被尊重，業主可以橫加干預，甚至隨意改動，以至建筑師常常不愿意承認這件作品是自己的。”
一位建筑師在《中國美術報》上寫道：“迄今為止，關于建筑文化和建筑藝術的觀念之于大眾差不多還是一種海外奇談。自古以來中國就極少記述建筑藝術、建筑師活動和建筑理論的著作，即便現在，中國建筑師們的創作仍類似于一種單相思。真正的悲劇都是具有社會性的。建筑的悲劇也如此。”
一個建筑師要敢于向政治家進言！他不僅要向領導負責，還要對得起百姓和良心。
中國建筑師太聽話了，這不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建筑師，張開濟老先生告誡：要敢于向政治家進言，他說，其實很多領導是喜歡你講話的。
他回憶兩次進言的經歷：
國慶十周年的十大建筑我同時主持兩個，革命歷史博物館和釣魚臺國賓館。周總理看了我畫的立面圖后，覺得很好，但他提了一個意見，革博的柱子太細了。當時我正好不在，他說問問張總，看能不能改變。我知道后對萬里、趙鵬飛等領導說，這事我要向總理直接匯報。
總理經常下工地，見他很容易。我對總理說，大會堂的柱子是圓的，在立面圖上看著寬，革博的柱子是方的，在平面圖上只能看見一面，而且革博的柱子密，如果加粗，在實際中就顯得笨了。
周總理說：對，張總，就照你認為的。
事情過了30多年，西客站要設計了，陳希同什么建筑都要加個小亭子，我怕加，就給他寫了封信。
張老先生拿出那封他作為北京市政府建筑顧問所寫的信：
希同同志：
你好！近幾年北京新建的大樓上出現了許多“小亭子”，其中有的效果很差，人們普遍認為：“小亭子”是市長的“愛好”，有“小亭子”的設計方案就比較容易得到市長的贊賞。于是，有些設計人員往往不是把精力用在如何貫徹黨的建筑方針上，而是把腦筋用在如何迎合市長的“愛好”上……我認為，在一些高樓大廈都加上“小亭子”并不是你的原意，你的原意要求建筑物的頂部輪廓線豐富些，不要搞成方盒子，要有一定的民族風貌。“小亭子”是對你的主張的一種誤解或歪曲。個別人“假借官意”，販賣私貨，也有可能……“小亭子”用得太多了，就會造成一種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厭。此外，還會使人產生一個錯誤的印象，好像中國建筑師的創作手法十分貧乏，離開“小亭子”就做不出文章了，中國建筑的發展前途只能停止在亭子上了！
這封信他雖然叫張百發批了，但并沒有辦。這次進言失敗了。
因而他說，中國要出立得住的建筑，要出建筑大師，就不能遷就業主不科學、反藝術的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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